（赵之谦画像）
我们继续读印，但我们换换方式，不再从技法角度出发去读，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去讨论一方印的刀法如何，字法、篆法如何选择，章法如何布排，而是从“创作”这个角度去读，即我们要渐渐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一方印，难道就仅仅是为了刻几方名章？我们创作篆刻作品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刻几方具有实用价值的姓名章、字号章、斋号章、收藏章？
我们选择的方法，是沿着晚清篆刻大师赵之谦（晚清四家里，布丁偏爱赵之谦，而且，最近一段时期，浙江美术馆正有赵之谦的作品展览）的作品与人生轨迹来读。
第一方，赵之谦“我欲不伤悲不得已”。
1862年旧历四月，避太平军之难躲在福建的赵之谦收到消息，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死于战乱，34岁的他前半生的诗文、收藏，尽毁于兵燹，他再也难掩悲痛，借诸刀石，将自己的悲痛之情表达了出来，此时的赵之谦“想要忍住眼泪，却不能忍住悲伤”，他的印作，表达的，是真情实感，我们已经不需要去观察体会它的技法，技法在这里只是承载他感情的工具和手段罢了，而且，这些技法已圆熟于他的笔下、刀端……密集排叠的线条是他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故意留出的红地（这是赵之谦典型的疏密对比的章法思想），是他对不公命运无声的抗争！无法掩住的悲伤，被他记录在方寸之内。
第二方，赵之谦“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还是1862年，到了八月，找不到人生出路又中年丧妻丧女的赵之谦，在收到陈宝善的长信邀请，奔赴战事紧急的温州入幕短暂效力之后，又避难来到福州。
此时的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志向不得绥，但他还是借诸老杜的诗句表达他的人生志趣：“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老杜的名作，要找来读一读，就能理解赵之谦刻此印时的心情），遇到这样的清明时代，我还不能死，我还要“致君尧舜上”，（当然，那是同治元年，6岁的同治帝远比不了尧舜，但赵之谦能怎么说呢），他在边款里说，“不敢求死者，尚冀走京师，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这或许是他的生计所迫，但足以说明他“穷年忧黎元”的报国之心。
看这方印的基本技法，这是“印从书出”的佳作，赵之谦的篆书风格清晰明确地展示在这方印里，这是这方印，也是赵之谦再平常不过的技法基础，“平常”到我们已经忽略了技法的存在。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印有实用价值吗？没有，但它却可以直抵作者内心，让作者获得心灵上的安静，在艰难的人生跋涉中获得精神世界暂时的平静，它能带来情绪价值，这已经足够！
第三方，赵之谦“男儿不生不成名身已老”。
又是一个月过去，生活情况没有丝毫改变，无奈的赵之谦，再读杜甫诗，他又刻了一方印——“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他有点着急了，岁月忽忽，人生易老啊！
这句诗，出自杜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时的杜甫，“三年饥走荒山道”，身怀报国之心，却只能在荒山道上颠沛流离，这与赵之谦当前身处乱世的处境十分相像（一个是“安史之乱”，一个是“太平天国”，都是“内乱”）。
借诗咏志，借印抒怀，赵之谦用自己擅长的篆刻表达了自己的情怀。
技法上有没有可说之处呢，有，因为这方白文印中的字都是手写篆书，有大量的弧线和曲线，由此形成大量的不规则留红，为了消除章法上的不安定，他为这方九字印加了均分界格。这也是“平常手段”，但却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乱中求治”的情绪。
第四方，赵之谦“石阙生口中”。
赵之谦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因此他自号“悲庵”。1863年，赵之谦已经来到京师，他在这里除了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就外，于仕途上一无所获，于是当他的《补访碑录》辑成之际，他刻了这方印，“石阙生口中”，这句话出自《读曲歌·奈何许》，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首乐府民歌，全诗为“奈何许, 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歌里的“碑”谐音的是“悲”，石阙生在口中，寓言“含悲”，“不能语”，赵之谦的人生志向是走向仕途，报效国家，可是在同治朝，慈禧已成为当权者，赵之谦这样的艺术家型人物，是不可能走向治国的重要岗位的，他只能“心中含悲”，沉痛不语，说什么呢，既不能说，也不敢说，一腔悲痛，凝结成他的《补环宇碑访录》，他只能沉浸金石，静下心来，做点学问吧。
这方印的印式是古玺印式，印内细细的文字断点格外多，甚至显得些模糊了，断断续续的文字线条被框在粗重的边框之内，仿佛老赵脸上残存的泪斑。章法上也不是一无可说，比如“石”与“口”“中”方框几何形的左右呼应，但这只是他再平常不过的技法手段。
重要的，是他想表达的情感，他借古歌的酒杯，浇洗的，是他心中郁积的块垒，是与他的人生切切相关有内心情感，或许凭籍这方印，他在心理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慰。
第五方，赵之谦“如愿”。
刻这方印时，是同治三年，即1864年，赵之谦36岁，前一天除夕夜，他收到了好友沈树镛（字韵初）的消息，说已经得到了搜求已久的《熹平石经》宋拓本（一说是残字），这是沈树镛历经一年风雨寒暑的搜求成果，嗜好金石的好友终于“如愿”了，于是，在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赵之谦刻了这方印，既祝贺友如愿以偿，是贺礼，也祈求上苍能让自己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所求即所得，能够万事“如愿”。
这是金石好友之间表达情意的一方印，当然浓缩了朋友之间深切的友情。
技法上，这是用古玺印式的旧瓶，装入了小篆的新酒，演化成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精品，以元朱文之“里”，配以三晋小印的“表”，达成了既庄重典雅又新颖活泼的崭新样式，投入这方印的，是赵之谦为朋友同欢同庆的欣喜情绪，因此，我们看这方印里的文字婉转流畅，如丝带当空飞舞，仿佛在诉说他的愉悦与欢快。
你看，篆刻是可以当作贺礼的，是可以传情达意的。
第六方，赵之谦“餐经养年”。
1864年，36岁的赵之谦客居京师，仕途无望。36岁，是“本命年”，旧式的男人容易在“本命年”时盘点总结自己，这时的赵之谦虽有若干好友在侧，身边却无一亲人，这终究让他在上元佳节想到了他已经隔世妻子和女儿。他刻了“餐经养年”四字印，既与失望的自己达成心理上的和解，又为在另一个世界的妻女们祈福，希望他们“苦厄悉除，往生净土”。
赵之谦的志向不是成为艺术家，这我们是知道的，他曾经在《二金蝶堂印谱》成谱时明确表达过他一生的志趣，认为成为艺术家是“于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他更想成为治世名臣，而不愿成为艺术家，但现实残酷，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时代，整个国度风雨如磐，他只是其中的乱世中的飘零一叶。
技法上，这方印看似满白，但却于端正之中求欹斜，于满白中求疏密，那些惯用的技法手段，在36岁的赵之谦心中手上，已圆融贯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了。
所以，我们看他信佛，祈求现世安稳，修来世通达，求得心理的安慰，这是他于无可奈何之中能寻找到的唯一情绪出口，他选择以篆刻来表达。
还有许多精彩的篆刻作品我们不曾提及（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见是而无闷”等），但比仅只这些已足见篆刻对于赵之谦来说，决非仅只实用而已。
那么是不是只有赵之谦这样呢？显然不是，只要我们稍稍一回想，就会想起吴昌硕的三方“一月安东令”，这是对人生的记述，同样的内容，吴昌硕大师刻了三方，足可以做技法参考了。
还有以前读印文章里提到过的“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高凤翰的“丁巳残人”，吴让之的“画梅乞米”，来楚生的“换了人间”……也是这样的作品。太多了，如果你翻翻名家印谱，每个著名印家，似乎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篆刻是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有特有的技法，特定的形式，这可能决定了它有本身的局限性，但它与书法、绘画、雕塑、文学等艺术形式一样，同样可以抒发人们内在心声，只是曲调独特。它精雕细刻的创造性作品更见沉静（这一点，或许优于其他艺术形式），更加深入人心。
在独有的艺术形式里，作者经过词句的选择，字法的斟酌，篆法的设计，章法的安排，以刀法和残破等手段用心打磨出一方印，用它特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精神、经历、个性、思想，此外，同时还体现作者的道德、学问、才气、志趣、审美追求等等。
我们在篆刻作品中虽然不能看到创作者的五官外貌，却可以感受到创作者的人格魅力与人文素养。
那么，本文开头的问题就有了答案，篆刻与书法一样，如文学艺术一样，它是表达人生的艺术，它远不止于刻几方名章、斋号章与收藏章那么简单，它是可以融入我们人生的艺术，我们可以借助篆刻倾诉衷肠，传递感情，表达志趣、书写人生，记述真我，如同我们日常写字、写文章一样，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放在我们的作品里，如同赵之谦大师一样。
我们创作一方印，除了实用价值外，我们还要用我们手中的刀与石表达自己的情感、精神、个性、思想，这或许是篆刻艺术的终极目标。当然，这谈何容易，它可能需要我们一生的努力，但至少我们在出发时，要明白自己要去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