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春，一纸来自北京的外交照会送到了东京。 这封信简单直接：中国要求日本在180天内，归还一块在1908年被日军从旅顺掠走的唐代石碑。 这块石头不是普通的文物，它已经在日本皇宫里静静躺了118年。
与过去温和的“呼吁归还”不同，这次照会附上了一份清单，上面列着18件被掠文物，每一件都清晰标注了劫掠时间、地点和劫掠者姓名。 中方明确给出了6个月期限，逾期将依据国际公约启动法律行动。 这标志着中国的文物追索，从“情感叙事”正式转向了“规则博弈”。
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唐鸿胪井碑”这个名字。 它是一块重达9.5吨的花岗岩石碑，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历史分量极重。 这块碑刻于公元714年，记录了唐朝派遣鸿胪卿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二十九字铭文，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行使主权的铁证，被学者称为“东北归属中国的最早官方铭文”。
1908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占领军在旅顺黄金山脚下发现了这块碑和为其修建的保护亭。 日军将其作为“战利品”拆解，用军舰运回东京，献给了明治天皇。 从此，这块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历史的石碑，便被深藏在日本皇宫的吹上御苑，百余年来几乎与世隔绝。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追索海外文物时，更多是通过展览、倡议等方式，希望对方“主动归还”。 但效果并不理想，许多珍贵文物至今仍流落异国他乡。 这次，策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方在照会中引用了联合国1970年公约及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明确指出战争劫掠的文物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底气来自于扎实的准备。 就在照会发出前一个月，中国正式发布了《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 这套厚达三卷的著作，汇集了唐代原始史料、日本陆军的搬运记录、历史照片、三维扫描数据等368份档案，构建了一条完整无懈的证据链。 它让追索工作从“各执一词”的历史争论，变成了“有据可查”的法律举证。
截至现在，日本外务省尚未公开回应。 但内部已经传出几种典型声音。 一种是“皇室财产论”，声称石碑是天皇私产，政府无权处置。 另一种是“年代太久，无法追责”。 然而，国际法对此早有定论，而且日本宫内厅的预算和人事均由内阁批准，所谓“皇室私产”本质仍是国家行为。
更值得关注的是，唐鸿胪井碑只是开始。 随照会附上的18件文物清单，像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账单。 其中包括商代晚期“亚醜方鼎”，它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德军军官带走后流落日本；还有宋代摹本《五牛图》，原为清宫旧藏，在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故宫神秘失踪。 每一件文物的流转路径都被清晰标注。
这些文物在日本并非无声无息。 靖国神社门前矗立的石狮，是甲午战争期间从辽宁海城三学寺掠走的；日本“八纮一宇”塔的基座中，至今还嵌着来自南京的城墙砖。 它们的存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段被掠夺的历史。
在日本国内，也有支持归还的理性声音。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发起成立了“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他指出，将这些“战利品”藏在皇宫深处，只会阻碍对历史真相的反思。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公开讨论唐鸿胪井碑的来历，推动其返还，反而有利于真正的日中和解。
法律层面的障碍也在被逐一破除。 2024年，中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被盗、非法出境的文物，国家保留收回的权利，且不受时效限制。 这为追索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国内法基础。
目前，中日的共识是必须打破日本皇宫对文物的信息封锁。 当务之急是推动日本国会议员进入皇宫实地考察，将唐鸿胪井碑问题提交国会公开讨论。 只有让阳光照进这个被刻意掩盖的角落，历史的真相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这场围绕一块石头的较量，早已超越了文物本身。 它关乎历史的公正，也关乎国家间如何面对共同的过去。 当中国有能力和底气，依据国际规则，一件一件清算历史旧账时，东亚的秩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