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图籍上，常常会钤盖一枚或数枚藏书印章。这些印章虽小，却蕴含着丰富的藏家信息。随着千余年的发展与演变，藏书印章已融合了文史、伦理、宗教、绘画、书法、雕刻等多种艺术元素，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兼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独特且源远流长的印章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珍藏着丰富的古籍资源，其中所藏古籍上的众多精美藏书印章，不仅揭示了书籍的流传历程和藏家背景，还极具审美价值。接下来，我们将精选其中一些优异的藏书印章，附上详细说明，供读者们一同鉴赏。

首先，我们来了解明代皇家藏书印。
在明代，皇家藏书印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而备受瞩目。这些印章通常由司礼监下辖的经厂负责制作，并钤盖在皇家刻书中，以彰显其尊贵地位。其中，“广运之宝”和“钦文之玺”是较为常见的皇帝玺印。

馆藏古籍中，就有一枚珍贵的“广运之宝”朱文大印。这枚印章见于明内府刻本《历代君鉴》和《五伦书》，是皇帝专用的宝玺，采用白石质阳文方印制作，印面尺寸为29.5厘米高、18.5厘米宽。在钤盖时，它通常位于首叶正上方，其宽大的印面和恢宏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

据明代史料记载，“广运之宝”主要用于赏赐功勋大臣，以示皇恩浩荡。因此，能够钤盖此印的图书都显得格外珍贵。前述两本书均为内府精心刊刻，无论是在选料、雕印还是装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与玺印的恢宏气象相得益彰，给人以华美的视觉享受。

《历代君鉴》中的“广运之宝”藏书印章

《历代君鉴》是明代内府精心刻印的珍贵典籍，其中钤盖的“广运之宝”藏书印章更是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这枚印章以其雄浑的气势和精湛的工艺，成为了古籍中的一大亮点，吸引着无数读者和收藏家的目光。

《五伦书》中的“钦文之玺”藏书印章

在明内府刻本《五伦书》中，崇祯帝朱由检御撰的序文之后，钤盖着一枚别具特色的藏书印章——“钦文之玺”。这枚印章以阳文方印的形式呈现，印面尺寸为12.5厘米见方，显得庄重而大气。其印文采用双行布局，不仅印面广阔，更显得印文粗犷有力。此外，印章的边框设计也极为宽厚，进一步突显了其尊贵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明史·职官志》中曾误将此印章记载为“钦文之宝”，然而实际上，它常被钤盖于儒学类图书上，这无疑体现了统治者对儒学文教的深切重视。

《小学集注》中的藩府藏书印章

除了皇家内府，明代藩府的藏书也是机构藏书中的一大特色。在明代，藩王们虽无实际统治权，却往往热衷于文化事业，尤其是书籍的收藏与校刻。这样的兴趣不仅让他们在士林中扬名，还能避免朝廷的猜忌，可谓一举多得。朝廷也乐于鼓励这种行为，经常向藩王们赐予内府图书，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明代藩府藏书、刻书的风气。

这些藩府书籍往往来源广泛，既有内府赏赐的宋元善本，也有藩府自身财力雄厚而广搜的善本。因此，明代藩府多以藏书丰富而著称，如山西晋府、陕西秦府、江西益府等。这些珍贵的藏书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更在书籍上留下了独特的藩府藏书印章，成为研究明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钤印本上的晋府藏书印章
秦府的“秦府宝藏之记”九叠篆朱文方印，展现了明代秦王府的藏书风采。秦王朱樉，作为明太祖的第二子，在诸王中享有“天下第一藩封”的美誉，其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这部南宋刻本，极有可能是秦王从明代内府得到的珍贵赏赐，如今得以在馆藏中展现其独特魅力。

《通鉴纪事本末》宋宝祐五年（1257）刻本
这部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刻印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价值，在晋府藏书中独树一帜。作为宋代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它记录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历史变迁，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秦府宝藏之记”细部探寻
明益藩所刻《四书章句集注》，源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益藩阜平府敬所乐善堂。这一刻本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明朝益王家族紧密相连。益藩，即明朝益王的后裔，始封王为明宪宗的第六子朱祐槟，其封地位于江西建昌府（今江西抚州）。在嘉靖四十三年，当时的益王是朱厚炫，他的第四子朱载㙫因循明制，被分封为二字王号的郡王——阜平王。敬所与乐善堂，是朱载㙫的斋室之名，而《四书章句集注》正是在他执政期间所刻印的珍贵图书。因此，这本书被称作益藩刻本，并以其精美的藏书印章钤盖为特色，彰显着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益藩敬所阜平王图书探秘

在嘉靖四十三年，益藩的阜平王朱载㙫，以敬所乐善堂为书房，不仅致力于政治事务，更在此刻印了珍贵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了对学问的尊崇。而今，这一时期的图书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每一页都蕴含着历史的智慧与文化的精髓。

皇明宗室珍藏 阜平王敬所图书

在皇明宗室的珍贵藏书之中，阜平王朱载㙫的敬所乐善堂书房所刻印的图书，无疑是一大亮点。这些图书不仅承载着皇明宗室的文化传承，更体现了阜平王对学问的热爱与尊崇。每一本书、每一页纸，都凝聚着历史的智慧与文化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皇明宗室珍藏 阜平王图书

在皇明宗室的丰富藏书之中，阜平王朱载㙫的图书无疑是一大瑰宝。这些图书不仅见证了皇明宗室的文化繁荣，更彰显了阜平王对知识的渴求与尊重。每一本书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璀璨，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益藩”图书特写

在皇明宗室的众多珍藏中，“益藩”的图书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图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种丰富，涵盖了经史子集等多个领域。通过这些图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到皇明宗室的文化底蕴和学术氛围。同时，“益藩”图书的精美装帧和独特内容，也为后人研究明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皇明宗室”图书珍藏

在浩如烟海的皇明宗室珍藏中，郑府的图书尤为引人入胜。其中，“庐江王文房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明庐江王朱见湳的专属印记，彰显了他对古物和图书的深厚喜爱。朱见湳，作为明宣宗的孙子，郑简王的第十子，成化年间被封为庐江王，定居怀庆府（今河南沁阳）。他广收古物，图书与法帖更是琳琅满目。这些藏书中，不乏善本珍品，装帧考究，上印有“宗藩清暇”与“庐江王文房记”等印记，足见其珍贵与雅趣。

明天顺元年（1457）刻《潜溪先生集》
在皇明宗室的珍藏中，有一部明天顺元年（1457）刻印的《潜溪先生集》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部作品由庐江王朱见湳精心收藏，不仅体现了其对文学的热爱，更彰显了其作为宗室成员的深厚文化底蕴。

印章巧妙运用，直接钤印于字上
在仔细欣赏这部明天顺元年（1457）刻印的《潜溪先生集》时，一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印章的钤盖方式别出心裁，竟然直接覆盖于字上，这一巧妙运用无疑为整部作品增添了几分艺术韵味。
相较明代，清代皇家藏书规模更为宏大，藏书玺印制度亦更为完备。在众多馆藏古籍中，皇帝的藏书印章屡见不鲜，这些印章往往融入年号元素，并常采用套印方式钤盖。此外，王府印章也发挥着规范藏书的作用，其钤盖方式与私人藏书印无异，彰显着严谨的学术态度。

谈及清代皇家藏书印，不得不提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时，他接受了江南士子进献的丰富藏书，其中包括经过“宋公重加考订，锓诸梓以传”的《耕织图》。康熙帝命令焦秉贞依据原意绘制耕图和织图各23幅，并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于内府刊刻，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御制耕织图》。

《御制耕织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农夫织女的辛勤生活，每图均配以康熙帝亲自题写的七言诗，表达了对他们寒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同时，这部作品也钤盖了康熙帝的几枚珍贵印章，如“康熙辰翰”“佩文斋”“渊鉴斋”“保合太和”以及“稽古右文之章”等，这些印章不仅见证了作品的诞生，更为其增添了皇家气派与学术价值。

康熙帝的序言
在《御制耕织图》的创作过程中，康熙帝不仅亲自绘制了耕图和织图，还撰写了序言，表达了他对此次南巡和接受江南士子藏书的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他的序言不仅体现了对农夫织女生活的深切关注，更彰显了皇帝对学术文化的重视。

稽古右文之篇章

在《御制耕织图》的创作中，康熙帝不仅亲自挥毫，更在序言中流露出对古代文化的深厚敬意与推崇。这一篇章，不仅是对农耕与织造生活的细腻描绘，更是对古代文明与学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康熙御笔

在《御制耕织图》的创作过程中，康熙帝不仅亲自撰写序言，更挥毫创作了篇章，展现了他对古代文化的深厚造诣与热爱。这些篇章，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御制耕织图》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耕织图》生动描绘江南农耕景象
在《御制耕织图》中，江南的农耕生活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从春耕到秋收，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仿佛将读者带入了那个时代的田野之中。这不仅是对古代农业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对江南风光的一种细腻描绘。

《络丝图》展现了将蚕丝巧妙地转绕到丝筒上的场景。

“保合太和”，这一概念源自《易传》，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渊鉴斋”与“佩文斋”

随着明末朱墨套印技术的兴起，清代皇家玺印逐渐偏好使用这种技术。这一技术有效解决了人为钤盖时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使得印章的盖印更为精准。在清代内府的刻本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帝王御撰的序末，那里往往朱色套印的皇帝印章熠熠生辉，如康熙帝的“体元主人”与“万几余暇”，雍正帝的“雍正宸翰”与“圆明主人”，以及乾隆帝的“惟精惟一”与“乾隆宸翰”等，这些玺印都展现了皇家的尊贵与威严。

康熙帝“体元主人”套印章
随着清代的繁荣，皇家玺印艺术也达到了巅峰。康熙帝的“体元主人”套印章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这枚印章不仅体现了皇家的尊贵地位，更展现了精湛的雕刻技艺与独特的审美价值。其朱色套印使得印章在盖印时更为精准，熠熠生辉，彰显了皇家的威严与荣耀。

御制序文后的康熙帝套印章
在清代的皇家玺印艺术中，康熙帝的“体元主人”套印章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而这枚印章背后，还藏有一段御制序文，更显其非凡价值。这段序文，不仅是对印章精湛工艺的赞誉，更是对康熙帝非凡成就的一种彰显。通过这段序文，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枚印章背后的故事与意义。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体元主人”套印章雕版
在故宫博物院的瑰宝之中，有一件展品尤为引人注目，那便是“体元主人”套印章的雕版。这件展品不仅代表着清代皇家玺印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承载着一段深邃的历史故事。通过它，我们得以一窥康熙帝的非凡风采，以及那枚印章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

“雍正辰翰”套印章

紧随“体元主人”套印章雕版之后，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珍宝同样令人叹为观止。那便是雍正帝所御制的“雍正辰翰”套印章。这件展品不仅展现了雍正帝对艺术的独到见解，更透露出他作为一代帝王的文化素养与审美品味。通过它，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亲临那个时代的宫廷，感受那份尊贵与典雅。

“圆明主人”套印章

紧接“雍正辰翰”套印章的展品，另一件引人入胜的珍宝也随之亮相。这就是雍正帝所御制的“圆明主人”套印章。它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在艺术创作上的精湛技艺，更彰显了他作为帝王的文化底蕴与审美追求。透过这件展品，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的宫廷文化，感受那份尊贵与雅致的融合。

套印章“惟精惟一”与“乾隆辰翰”

在明末抄本《四书辨疑录》中，我们发现了一枚别具一格的钤印——“乾隆御览之宝”。这枚印章彰显了乾隆帝在钤印书籍时的严谨态度，他对于版本的挑选极为严格。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御览之宝”是世传的“乾隆五玺”之一，通常不单独使用，而是与其他玺印共同发挥作用。然而，在这本抄本中，我们却仅见其单独钤盖于每册卷首，这种形式实属罕见。

为了探究这枚印章的真实性，我们查阅了《明清画家印鉴》和《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等书籍中的玺印资料。经过对比，我们发现馆藏抄本所钤盖的印章可能与实际不符，可能是书商为谋取利益而擅自钤盖的伪印。

卷首独见的“乾隆御览之宝”

在明末抄本《四书辨疑录》的每册卷首，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一枚特别的钤印——“乾隆御览之宝”。这枚印章通常与其他玺印共同组成“乾隆五玺”，但在本书中，它却单独出现，这种情形极为罕见。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乾隆帝在翻阅书籍时的独特习惯，更引发了我们对这枚印章真实性的深入探究。为了确保其真实性，我们查阅了《明清画家印鉴》和《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等权威书籍，但遗憾的是，馆藏抄本所钤盖的印章可能与实际存在差异，这不禁让我们怀疑，这枚珍贵的印章是否为书商为了商业利益而擅自钤盖的伪印。

“乾隆御览之宝”的细致观察

将这枚特别的钤印——“乾隆御览之宝”进行放大欣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精致的工艺和独特的韵味。这枚印章在明末抄本《四书辨疑录》的卷首独见，不仅揭示了乾隆帝的阅读习惯，更引发了人们对其真实性的广泛关注。在探究其真实性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多部权威书籍，尽管如此，由于馆藏抄本所钤盖的印章可能与实际存在差异，我们仍需谨慎对待这枚珍贵的印章，以免被商业利益所驱动的伪印所误导。

对比观察“乾隆御览之宝”的细节，我们发现“覦”字部分尤为引人注目。清代宗室诸王虽“但予嘉名，不加郡国”，却拥有显著的政治地位提升，得以临民治事，甚至在“内襄政本，外领师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得益于他们接受的严格宫廷教育，使得皇室成员普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其中，不乏热衷文化、倾心学术之士，他们往往对典籍有着深厚的喜好，致力于藏书事业。怡亲王弘晓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建立了庞大的藏书体系，更在乾隆年间为修《四库全书》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怡府藏书最终在咸丰年间因政治动荡而散落于民间，这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怡亲王府所藏清抄本《周易》

在探讨“乾隆御览之宝”时，我们不得不提及怡亲王府的藏书。其中，清抄本《周易》便是其珍藏之一。这部古籍不仅见证了怡亲王对文化的热爱与投入，更体现了皇室成员在学术上的深厚底蕴。然而，历史的沧桑变迁使得这些珍贵的藏书最终散落于民间，这无疑是对文化遗产的一次重大损失。

明善堂所藏书画印记

在探讨怡亲王府的藏书之余，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其珍藏的书画印记。明善堂，作为王府的一部分，同样收藏了众多珍贵的书画作品。这些印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痕迹，更见证了皇室对艺术的热爱与珍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宝贵的印记也逐渐流失，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大遗憾。

怡府“安乐堂藏书记”印章

爱新觉罗·昭梿，这位才华横溢的第三代礼亲王，字汲修，号檀樽主人、汲修主人，生于1776年，逝于1830年。他热爱诗文与文史，对历史典章了如指掌，且酷爱藏书。其藏书种类繁多，无所不包，然而不幸的是，一场王府火灾让许多珍本散失。昭梿的藏书印章中，“礼府藏书”“檀尊藏本”“礼邸珍玩”“礼邸官书”等印记，都见证了他对藏书的热爱与珍视。

武英殿珍藏本《金渊集》

《金渊集》作为一部珍贵的古籍，被妥善珍藏在武英殿中。这份珍本见证了古代文化的繁荣与传承，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与珍视。

“礼（豊）府藏书”与“檀尊藏本”

恭王府，作为清末政治家爱新觉罗·奕訢的府邸，不仅承载着皇室的尊贵与荣耀，更见证了文化的繁荣与传承。奕訢，号乐道堂主人，是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道光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异母弟，被封为恭亲王。在恭王府内，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藏书楼星罗棋布，其中珍藏的宋元名椠多达近百种，彰显了皇室对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尊重。这些藏书上的印章，如“恭亲王章”“恭邸藏书”“皇六子和硕恭亲王”“恭王府珍藏书画”“正谊书屋珍藏图书”等，不仅见证了奕訢对文化的热爱与珍视，更体现了皇室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恭亲王章”与文化的传承

在恭王府的众多藏书之中，每一本都承载着皇室的尊贵与文化的厚重。其中，“恭亲王章”这一印章，犹如一位历史的见证者，静静地躺在每一页书页之上，诉说着皇室对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奕訢，作为清末政治家和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对文化的热爱与尊重深入骨髓。他的这一印章，不仅是对自己藏书的一种标记，更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承诺。每一本书，都寄托着他对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期望，希望这些珍贵的藏书能够得以长久保存，并传承给后人。

正谊书屋珍藏图书
官书印章，作为官府藏书的独特标识，承载着皇家的尊严与文化的厚重。在清代，这些印章通常采用满汉合文设计，满文置于左侧，汉文则位于右侧，字形工整。中央藏书机构，如翰林院和国子监，其藏书往往钤盖着如“翰林院印”或“国子监印”等满汉文朱文方印，彰显着皇家的权威与文化的传承。而地方官府所藏书籍，则多以地方官印为标识，体现出鲜明的行政区划特色。

在清代中央藏书机构的官书印章中，满汉合文印章最为常见，初期甚至还出现过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合文印章，可见皇家对文化的包容与尊重。馆藏善本中，有几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的底本，就钤盖着“翰林院典簿厅关防”的满汉文朱文方印。这款印章长9.8厘米，宽6.2厘米，字体瘦劲有力，见证了皇家对文化的珍视与传承。

典簿厅，作为翰林院中掌管图书的机构，其在《四库全书》开馆之初就负责进呈本的钤印工作。起初，进呈本上钤押的都是“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位置较为随意。后来，为了规范进呈本的钤印工作，皇家重新制定了钤印制度，规定在进呈本的首页正中上方钤盖“翰林院印”满汉文关防作为标志，而不再使用典簿厅的印章。这一制度变革，不仅体现了皇家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也进一步规范了官书印章的使用方式。

四库底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在众多珍贵的馆藏善本中，我们特别展示了这部四库底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这部著作由清代著名学者编纂，以其深厚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文化地位，成为了官书印章的珍藏对象。其上钤盖的“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朱文方印，更是见证了皇家对文化的珍视与传承。这款印章，长9.8厘米，宽6.2厘米，字体瘦劲有力，与这部四库底本相得益彰，共同展现了清代文化的瑰丽与厚重。

满汉合文“翰林院典簿厅关防”
国子监，作为朝廷的教育重地和刻书中心，其公用藏书极为丰富。在此，众多知名学者将他们的著述赠入典籍厅，进一步丰富了国子监的藏书。其中，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日知荟说》以及清康熙年间（1662-1722）李氏教忠堂刻本《周易通论》等珍贵典籍，均于首页盖有“国子监印”满汉文大印，这些均为清代国子监的旧藏珍品。

钤印于典籍之首的国子监大印
在国子监的众多珍藏中，每一部典籍的首页都钤盖着一枚庄重的国子监大印。这枚大印，以满汉合文的形式呈现，既彰显了朝廷的威严，也见证了国子监作为皇家学府的历史底蕴。

满汉合文“国子监印”
在国子监的珍贵馆藏中，不少典籍的首页不仅钤有国子监大印，还附有“国子监南学书/光绪九年二月查过准部齐全”的木记。这一木记揭示了这些书籍原本归属于国子监南学（亦称南监）的管理。随着光绪初年南学监生数量的锐减，南学实际上已停办，其图书则被清点并移交至国子监。因此，这些书中的木记很可能是清点时所钤盖的。

“国子监南学书”的朱文木记，不仅揭示了这些书籍的历史渊源，更见证了国子监南学的变迁。而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载泽等人奏折中，还出现了清末的“度支部印”满汉文印章，尽管它并非专门用于藏书，但这一印章的存在，无疑反映了清末新政在印章文化上的深刻烙印，值得细细品味。
度支部，这一财政机构的前身是户部，其在清光绪年间经历了改组。地方官府的藏书印，作为表明所有权的重要标志，多数情况下会钤盖在书中，这体现了明显的行政区划特色。这些印章不仅证明了书籍的归属，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状况。此外，一些官员还喜欢将个人任所的官印钤盖在私人藏书上，以此作为纪念，这种做法在古籍钤印中并不罕见。
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例，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首叶就钤盖了“江南江西总督关防”的印章。这枚印章左侧满文、右侧汉文皆以篆体书写，中间则是蒙古文。自清顺治四年（1647年）置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以来，其驻地曾多次变迁，但“江南江西总督关防”的大印却一直被沿用至清末。这枚官印的铸造背景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它不仅见证了江南江西总督的权力和地位，更体现了清初对蒙古诸部的笼络以及对皇太后的尊崇。

关防，这一源自明代的制度，意在强调严密防范，最初仅颁给督抚道等临时任命的官员。其形状为长方形，以此区别于常规的方形官印。随着后世督抚道员由临时派遣逐渐转变为常设职位，这种长方形的关防制度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

进入清代，督抚等重臣所使用的关防大印，通常采用偏暗的燕脂水色，即我们常说的紫花大印。例如，馆藏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木活字本《合肥李氏宗谱》，该宗谱记录了李鸿章家族的历史。其中，我们能看到“湖北巡抚关防”以及“总督湖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关防”的满蒙汉合文紫红色印章。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担任湖广总督并兼任湖北巡抚，因此，这些印章极有可能是他在任期内亲自钤盖的。

宗谱内封及首叶

古代印色多样，包括朱色、墨色、蓝色、青绿等，每种颜色都承载着特定的时代意义。例如，墨印起源于早期印章，唐代集贤院藏书时常用墨印，它是将墨水调入印面后印在纸上，但后世逐渐被其他印色所取代。随着宋元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使用油调朱砂，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印泥。在古代，藏书家在居丧期间使用代表喜庆的朱红色并不适宜，因此会选择用墨印代替，这种做法被称为“丁忧印”。另一方面，蓝色印章则是在明清两代国丧期间使用的特殊印色，也就是在帝、后身份的皇室成员崩逝后的百日之内，官印及私人用印都必须改为蓝色。虽然蓝色印章在后世民间也有使用，但一般仅限于国丧或家丧时。此外，闲章中偶尔也会见到蓝色印章，但并不常见。

左图展示的是“湖北巡抚关防”，而右图则呈现了“总督湖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关防”。这两枚官印均以满蒙汉合文铸成，推测为清初所铸，且一直被后世沿用。接下来，我们将一同探寻学政官印的奥秘。

馆藏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刻本《佩文斋广群芳谱》，是清人姚元之的旧藏。书中除了姚氏的私印外，还藏有一枚“提督河南学政关防”的满汉文朱印。姚元之在嘉庆十九年（1814）时曾充任会试同考官，并出任河南学政，这本书很可能就是他在任期内，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上钤盖了官署印信，以此作为纪念。

此外，我们还馆藏了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绛山书院刻本的《四书答问》。这本书的首页就钤盖了一枚“广东肇阳罗道关防”的满汉文钤印。肇阳罗道是广东的分巡道之一，它在同治六年（1867）由肇罗道增领并更名为肇阳罗道，管辖肇庆府、阳江州、罗定州，驻地在肇庆府。根据钤印的记载，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同治、光绪年间被收入道署的。

“道”这一行政单位，在清朝的行政区划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位于“省”与“府”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道”这一行政单位，在清朝的行政区划中，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还体现在其独特的标识上。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道”这一行政单位使用的印章为长方形关防。这一制度细节，不仅彰显了清朝行政体系的严谨与规范，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闻人佺刻本的《旧唐书》中，我们发现了“韶州府印”这一满汉文大印，它被巧妙地印刻在卷首与卷末。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和资料，我们得知此书在光绪己亥年（1899年）由著名藏书家莫棠从江南藏家蒋凤藻处购得，并在他赴任广东韶州府知府后，亲自命工匠进行重装。在装帧过程中，莫棠欣然将任官印钤盖其上，以此作为他在韶州府任上的珍贵纪念。这一细节不仅反映了莫棠对这份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见证。

卷末所钤之印

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闻人佺刻本的《旧唐书》中，除了卷首的“韶州府印”满汉文大印外，卷末同样钤盖着一枚大印。这枚印章虽未明确记载其具体内容，但足以证明在当时的书籍装帧中，卷末钤印已成为一种惯例。这一细节不仅体现了书籍装帧的完整性，更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韶州府印”的细节
一县之印的象征

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铸错轩重刻的《咏史集》中，我们发现了两方满汉文官印，它们分别钤盖在封面上，分别是“万载县印”和“广丰县印”。这两枚印章揭示了清代江西属县的印章制度。同时，首叶上还留有“南云尹氏孙舫”的私印，经查证，这是清末尹自芬（又名宪，号舫）的钤印。尹自芬曾在光绪年间担任江西长宁、万载等县的知县，因此，封面上的钤印可能是在他任期内留下的游戏之作。
封面及首页的钤印

在翻阅清光绪五年（1879年）铸错轩重刻的《咏史集》时，我们注意到封面及首页上均留下了精美的钤印。其中，两方满汉文官印——“万载县印”和“广丰县印”——分别钤盖在封面上，彰显了清代江西属县的印章制度。同时，首叶上还留有“南云尹氏孙舫”的私印，经考证，此为清末尹自芬（又名宪，号舫）的钤印。尹自芬曾在光绪年间担任江西长宁、万载等县的知县，因此，封面及首页上的钤印极有可能是他在任期内留下的印记。

“广丰县印”的细节探究
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编修的地方志书与赋税资料中，钤盖官印成为了一种惯例。每当地方志修成之后，人们往往会钤盖本地的官印，以此作为馈赠之用，以彰显地方特色与官方权威。以下是我们馆藏的清代峄县赋役资料上的满汉合文“峄县之印”的细节展示。

印章细部特征
在审视这枚珍贵的印章时，我们不难发现其精巧的工艺与独特的设计。印章上满汉合文的雕刻，不仅展现了匠人的精湛技艺，更彰显了官方印章的庄重与权威。通过这枚印章，我们可以一窥清代地方官印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历史内涵。

印章与县志的交融
在审视这枚珍贵的印章时，我们不仅被其精湛的工艺所吸引，更被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所打动。这枚印章与清同治五年（1866）刻、民国十四年（1925）印本的《高县志》紧密相连，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书中附有的民国“高县之印”钤印，不仅彰显了官方印章的庄重与权威，更体现了民国高县县知事骆人藩对北京中国大学的深厚情谊。

民国初年，北京中国大学图书馆曾向国内各县发出函件，征求县志资料。许多地方响应号召，将旧刻板重印寄赠至中国大学。这些寄赠的县志中，不少封面上都钤有当地县知事的题记及民国县印，为馆藏方志增添了一大特色。建国后，中国大学图书馆的线装藏书多并入本馆保存，这些珍贵的题记与钤印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成为我们了解历史、探寻文化的重要依据。

封面上的“县太爷”骆人藩题字
民国时期，北京中国大学图书馆曾广泛征集县志资料，并收到了来自各县的积极响应。其中，高县县知事骆人藩特别在寄赠的县志封面上题写了寄语，并加盖了民国“高县之印”。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对北京中国大学的深厚情谊，更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探寻文化底蕴提供了宝贵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