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16年文物守护之旅

87年前，快递尚未普及，送快递的人也寥寥无几。然而，那时的快递员们所从事的工作，意义远超今天的快递服务。他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87年，但每次提及，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在动荡的年代，他们这群勇敢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持续了16年的努力，只为完成这一单任务。故宫文物南迁是在动荡年代中的一次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他们的付出，赢得了中华儿女的一致赞誉，这样的历史故事，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 文物南迁的背景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在享用水果后，被冯玉祥用车送出紫禁城，自此，这座城池归国家所有，其内的珍贵文物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溥仪竟成了首位需购票入故宫的皇帝。随着文物的开放，管理问题随之浮现，因为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承载着中华儿女数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经过精心挑选，易培基和马衡分别担任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古物馆副馆长的重任。

◉ 南迁计划的制定

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战火的蔓延，故宫文物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易培基深感危机逼近，因此提出一个紧急方案——将文物南迁以避战火。然而，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多方的激烈反对，形成了“主迁派”与“反迁派”的对峙。双方争执不下，其中不乏徐志摩、胡适等文化名人的反对之声。徐志摩更是于1931年致信国民政府，主张“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他们认为日本人尚不敢公然破坏这些珍贵的文物，因此不应轻易南迁。

或许，在平日里，人们往往难以觉察到潜在危机的紧迫性，这或许可以理解。然而，对于真正的决策者来说，一旦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便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面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议，易培基深知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他明白，如果这些“灵魂”消失，将给子孙后代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尽管面临重重阻力，他仍决定秘密进行南迁工作。

◉ 实施过程中的挑战

故宫内的文物琳琅满目，打包工作异常繁重。易培基特意召集了一批专业人员，并叮嘱他们，在面对询问时，就声称只是在清理故宫，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为了确保文物能够安全、高效地运送，他根据不同的类别，如书籍、瓷器、字画和珠宝等，进行了精细的筛选和分类。最终，他们成功选出了9000余幅书画、2.7万余件瓷器、2600余件铜器等众多珍贵文物，共计装入13491箱之中。

此外，易培基还精心策划了文物的回归工作。在打包过程中，他巧妙地为来自不同宫殿的文物做上了标记，如“天”字开头的代表乾清宫，“地”字开头的代表坤宁宫，这样在战后文物回归时，能够更轻松地识别和恢复。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南迁这批珍贵文物之际，周肇祥得知消息后，带着一群人前来阻止，声称“誓与国宝共存亡”。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易培基不得不寻求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协助。宋子文得知后，果断地派人将周肇祥抓捕并关押了10天，从而为易培基再次提供了南迁文物的宝贵机会。

◉ 南路运输

在1933年2月5日黄昏时分，易培基身披黑色斗笠，站在太和殿门前，指挥着大家有条不紊地装箱，准备送货。全城军警齐动，为护送国宝安全出城而奋力守护。一辆辆板车承载着贴有封条的2118个箱子，从太和门缓缓驶出，经过午门，最终朝向北平西站的方向驶去。经过五次往返，故宫文物终于被安全运走。然而，在火车行进过程中，日本人竟准备以飞机进行轰炸。幸运的是，由于保密措施严密且火车路线有所调整，我们成功地避开了日本人的轰炸。2月10日，火车抵达上海，却因无处安放而被迫在上海多停留了20余天。

3月3日，新的指令下达，文物被重新安排。最终，大部分文物被暂时存放在南京行政院大礼堂，而剩余的1054箱则被运往上海外滩的金利源码头，最终被送至法租界内的一处洋行的地下金库中妥善保管。历经从2月至5月的五次运输，易培基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此时，有人开始举报易培基涉嫌盗卖文物，举报者竟是故宫的副院长张继。这一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易培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次事件不仅涉及文物问题，更牵扯到复杂的派系斗争。

◉ 中路运输

1935年，伦敦举办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邀请故宫参加。马衡命令庄尚严携带精挑细选的80箱文物前往伦敦，这一举动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与此同时，马衡等人在南京着手建设新的故宫文物存放地点。1936年底，南京的库房建设完成，马衡等人将一万多箱国宝放入其中。然而，就在此时，日本人迅速攻打并轰炸了南京。无奈之下，马衡等人决定再次迁移文物。由于时间紧迫，许多工作人员只能空手跟随文物上船，与南京的亲人永远分离。

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马衡精心策划了分三路运输的策略。这样，即便其中一路遭遇不幸，其他路线仍能保全部分文物，从而避免民族文化根基的断绝。中路文物经过多次险阻，终于1938年抵达重庆，成功避开日本人的轰炸。最终，3000多箱国宝得以幸存，并被安全运送至四川乐山。

◉ 北路运输

北路文物的运输过程则更为艰辛。那志良携带6000多箱文物乘坐火车从南京出发，但在途中遭遇日本轰炸，幸得司机英勇驾驶，火车得以冲出重围。之后，那志良又改用300辆军用卡车翻越秦岭，历经艰难，终于在1939年6月抵达四川峨眉县。然而，当文物被安置在峨眉县的武庙时，一场大火几乎烧到了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危急时刻，那志良向乡亲们揭示了文物的价值，乡亲们纷纷自拆茅草房以防火势蔓延，最终成功保护了这些国宝。

◉ 最后的坚守与决断

最后的坚守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欢声还未远去，内战又起，这使得文物也面临了新的分家困境。到了1948年岁尾，国民政府撤离在即，命令马衡将北平的文物运至南京共同撤离。然而，马衡却异常坚定地选择留在北平，无论外界如何催促，他始终坚守原地，甚至不惜与儿媳及杭立武等人发生争执。他深知，这些文物是他和无数同胞用生命守护的珍贵遗产，他不能让它们在最后一刻遭受损失。

当南京方面的文物即将被运走时，马衡惊讶地发现，负责运输的人竟是自己的学生庄尚严。他立刻致电庄尚严，请求他不要运走文物，但庄尚严态度坚决，执意要出发。面对这一情况，马衡甚至以断绝师生关系为威胁，然而这并未能改变庄尚严的决定。最终，庄尚严还是决定将文物运走。得知此事的马衡，只能选择与庄尚严断绝师生关系以示抗议。

最终，文物安全并存留于不同地区，为后世提供了文化遗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