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张银耀,1952年5月生。1980年1月调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后任县档案局副局长、县政协学习宣传文史科科长、文史委主任。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银耀家中

  采访组:张银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到正定的时候,您已经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是吧?

  张银耀:是的。我1980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最开始把我分配到资料组,负责给领导写讲话稿,还有各种报告。1982年,近平同志过来当副书记,一年多以后当书记。近平同志来了以后,我主要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的工作,为他服务。除了帮他写一些日常的报告、讲话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由我协助他处理,前后一共3年多时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1982年3月他来正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拿了一个行李包,还有一个塑料网兜,里面装着洗脸盆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跟我说:“习近平同志家在北京,他过来当副书记,在工作上你来配合他,搞调研、检查,你都要跟在身边。在生活上,你也要多帮助照顾一些。”

  我和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谈话很简单。我是部队复员的,他那时刚从军办出来,都是当过兵的人,感觉比较亲切。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还比他大1岁,我30岁,他不满29岁。我是16岁就当兵,18岁入党,当了7年兵,复员回了农村,2个月后到人民公社当通讯员,待了1年。1976年我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中专,那时候近平同志读大学。我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近平同志到正定不久,大概一周多的样子,他得知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就让我给他办公室写两幅字装饰一下。其中一幅,他让我写的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八个大字,就挂在他椅子后面。他办公室的前面还有一块地方,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在那里,他让我写了一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两句话出自《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做人处世的两个方向。“周”就是善于团结周围的人,“比”就是拉帮结派、拉山头。君子“周而不比”,就是君子善于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但不拉帮结派。“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最大的团结,又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能听进不同的意见。为了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是不行的。

  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赏的一条格言,也将其视为做人处世的原则。这也确实是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的胸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本是郑板桥的书斋联,讲的是艺术追求。郑板桥认为,艺术上尽量要追求简洁,不要蔓生枝节,这样的画才有意境。近平同志借鉴到工作方法上来,尽量把繁杂的东西变得简单,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抓大事,抓重点。“领异标新”,有创新的意思在里面。创新,就像农历二月的花一样,欣欣向荣,充满着朝气。我们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打头的一个。

  当时,近平同志有什么活动,比如下乡调研、外出考察,我大多时候都跟着走。我作为资料组成员,算个“笔杆子”,协助近平同志工作后,做了很多文案的事情,经常要根据他的意思写一些东西。那时我就发现了他一个特点,就是对工作上的事记忆力很惊人。他很少做记录,但只要是接触过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社会各界写给近平同志的信件,也都由我来处理。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老百姓给他写信的很多,有当兵的,有大学生,也有普通农民,所有来信近平同志都会看,并以适当方式回复。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群众来信,有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个时候,真正反映问题的并不多。有的工人给近平同志写信,是表达自己希望为国家做贡献的热情;有的学生写信,是表示自己一定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还有当兵的写信,表示自己复员后一定要回家乡,为家乡作贡献;还有一些普通群众给近平同志写信,是赞赏他、鼓励他,希望他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好好干,为正定人民作出更大贡献。这些来信的群众,不管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表达了对习书记的赞赏、支持和信任。

  采访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定是华北平原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硬件设施及各方面条件应该是比较简陋的吧?他到正定县委以后,吃住条件怎么样?

  张银耀: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生活各方面条件特别艰苦。县委办公室都是平房,一间屋也就是十几平方米,大约三米宽五六米长这样的规格。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过来的时候,床板都不够用,而且都很窄,一米左右宽的床板,就算是比较宽的了。把床板在两个木凳子或者砖垛上一架,上面铺好垫子,这就是一张床了。

  近平同志的床就是这样的:一床棉垫子,一块窄床板,下面用两个木凳子一架。铺盖是他自己带来的:一条褥子,一条军被。床上就这么点东西。褥子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因为用久了,上面有很多补丁。

  近平同志生活非常简朴。他在正定3年多时间里,冬天穿军大衣,夏天穿绿军装,基本上就没有别的衣服了。去北京开会,就穿个中山服,穿个布鞋或胶鞋,有时穿个布棉鞋。他那几年唯一穿了一次西装,就是1985年3月他率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去美国考察的时候,那次是我送他到的北京。他去的是美国的艾奥瓦州,这个州位于美国中部,是美国最大的玉米、大豆和猪肉产地,食品加工、精密工业、生物科技和金融产业相当发达。1985年河北同这个州结为友好省州。近平同志他们去,主要是去考察当地农业和畜牧业,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的需要。

  平时,近平同志吃的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县委都是吃机关大食堂,大家吃什么,近平也吃什么,没有小灶。县领导经常晚上开会到很晚才散,12点以前都不回家。那个时候事情比较多,会议也比较多,一说开会就特别急,今天晚上定了,明天就要开会。我们搞材料的人特别辛苦,需要连夜加班把讲话稿写出来。我们下乡也多,搞调研,有的时候能在乡里吃顿饭,有时候顾不上吃饭,饿着肚子就回来了。回来晚了,食堂的饭就没有了。运气好的时候,食堂有点剩的凉饭,热一热,能填饱肚子。运气不好的时候,连凉饭都没有,只能饿肚子,啥也吃不上。

  平时吃饭、打饭,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我们大伙在食堂都一块儿排队。那时候吃饭的条件也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地方坐下来吃。有时候打了饭回办公室吃,有时候就在外面院子里吃。县委院里有个砖垛子架起来的水泥板,旁边有木板钉的长条凳子,我们就经常用这个当餐桌,一起吃饭,一起说笑。近平同志虽然是县委领导,但他也是年轻人,平时从来不像有些领导那样板着脸,一本正经的。他一直都很平易近人,很善于也很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

  因为工作忙,他也经常来不及到食堂吃饭,有时候食堂关门了,就到外边买一点儿。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饭店很少,也就能买个油条、烧麦包回来。如果是冬天,拿回来也就凉了。由于工作紧张,再就是经常吃凉饭、剩饭,长期下来,近平同志就得了胃病。他有一天胃里很不舒服,疼得难以忍受,便连夜上二五六医院检查。医生检查之后,说他这个情况必须得住院。那次一共住了4天院。住院期间,近平同志也没休息,在病房里开会、安排工作。那几天,我一直在那儿陪着他。

  为了让近平同志能够吃得好一点,我们买了一个煤油炉和一个小锅,这样我就可以给他煮挂面,放点葱花,放点香菜,再卧个鸡蛋,又热乎又有营养。鸡蛋平时不是那么好买的,我就找了供销社,买了一些鸡蛋备着。后来光吃挂面也腻了,我就试着做扁豆焖面,把面条下到开水里煮,半生不熟的时候捞出来,再用猪油或者羊油把那些豆芽、白菜炒一炒,再放面条焖一会儿。做这些饭,都是花的我们自己的钱,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

  煤油炉黑烟太大,煤油味儿也重。后来条件逐渐好一点了,县委机关总务室给我俩配了个煤气罐,又有了一个炒锅,一个焖米饭的锅。这样就方便多了。煮挂面不成问题了,烙个饼,炒个菜,也能做到了。冬天的时候炖白菜、萝卜、土豆,能够吃得更丰富一点,生活上也有所改善。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就休息一天,近平同志经常是两三个月才回次北京,他周末有时到我家里吃饭。我家就住在县委后面,走路就五六分钟的样子。他喜欢吃饺子、烧麦这种包馅儿的面食,喜欢吃白菜馅。但是光吃白菜馅也太素了,放点肉才香。那个时候,工资普遍比较低,我当时是40多块钱,老吃肉也吃不起。于是我就用肥肉熬油剩下的油渣,跟白菜或韭菜调成馅包饺子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您家里吃饭,您有没有在饭桌上托他办什么事?

  张银耀:我还真托他办过事,但不是在饭桌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和我爱人结婚时间不长,有一个小孩。我爱人工作很忙,在工厂里三班倒。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也忙,没白天没黑夜的。这样我们谁也回不了家,孩子也管不了,这成了我们家的老大难问题。为这个事,我就跟近平同志说:“我想把我爱人调到机关来工作。”

  他说:“这事还得按规定办。”

  碰了壁,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但我转念一想,近平同志没给任何人办过不符合规定的事,如果给我开了这个先例,他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呢?